pm体育《辞海》中的“习俗”定义是“风俗习惯”。而在语言实践中，但言“祭祀”每与“习俗”相连，罕见言“祭祀风俗”者。

　　1936年初版《辞海》解“习俗”：“犹言风俗”[1]，即可视同“风俗”。可见其区分不明久矣。之后学者虽极力予以区分，但怎奈“习”字未现本义，所解当然不得要领。

　　1979年版《辞海》对“风俗”定义的核心词是“风尚、习俗”；对“习俗”的定义是“风俗习惯”[2]。至2010年第六版，上述核心定义没有变化。

　　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风俗”定义的核心词是“风尚、礼节、习惯等的总和”，而对“习俗”的定义是“习惯和风俗”。

　　分别查看时似乎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当把两个概念的定义放到一起时，却发现两词典中的定义都大有问题。

　　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前面解“风俗”是“风尚、礼节、习惯等的总和”，明示“习惯”是“风俗”概念总和的部分，即：

　　而后面对“习俗”的解释则是“习惯和风俗”。——作为“部分”的“习惯”又与总和变成了并列的关系，即：

　　在相关的学术讨论中有一种现象，虽然论题有“风俗”、“习俗”之别，但讨论内容则往往完全相同且“风俗”、“习俗”常常混用。这并不是因为学者不严谨，而是概念定义不严谨。

　　以上定义，“风俗”与“习俗”的概念内容相互包含，而按逻辑，相互包含的概念就是同一概念。尽管其表面用词复杂些，或者在相互包含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些附加成分，但其概念本质上的核心内容则是相互包含即重叠的。这也就难怪学者对两个概念常常难以区分了。

　　但不是不该有“习俗”、“风俗”之分，而是“习俗”定义出现了巨大问题。——“习”字本义都已遗忘，“习俗”又怎会有正确的定义呢？

　　在“习俗”与“风俗”的使用上有一种有趣现象：学术讨论中经常被弄混的“习俗”与“风俗”，一旦涉及与“祭祀”相连的问题，不论学者非学者，却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“习俗”，以至于在网络搜索引擎输入“祭祀风俗”时，跳出来的却几乎全是“祭祀习俗”。

　　按照词典中的现有定义，“习俗”与“风俗”的区别，只是“习俗”在“风俗”之外还有“习惯”。而“祭祀”显然不是“习惯”。那么人们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将“祭祀”与“习俗”相连呢？显然，人们选择这种连接，并非是根据词典中的定义，而是凭着一种“直感”。

　　“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‘凡民禀五常之性，而有刚柔缓急声音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；好恶取舍动静无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。’是解风俗之事也。风与俗对则小别，散则义通。”按疏意谓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“风”，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“俗”（2010年版无“是解风俗之事”及以下内容）。

　　显然，“风俗”中“风”与“俗”是相辅相成的关系，那么相比之下，“风俗”与“习俗”则本应是相反相成或对立统一的关系。

　　“风俗”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和这方水土上人与人的相互影响有关，它有“横向流布”之态。而“祭祀”则源自传统，由世代相续而来，有纵向承袭之势；“风俗”以“风”名之，有时移世易之意味，而“祭祀”则有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”的恒久倾向。“祭祀”与“风俗”相对来说（即相对于“风”与“俗”间相辅相成的关系），恰恰有一种相反相成或对立统一的意味，更像是与“风俗”对应之俗，按此意味即应与“恒俗”同属。

　　“祭祀”传统世代承袭，“习”则与“袭”音同且有通用情况，而“习”的“重复”义与“承袭”之“袭”确有相通意味。“习以为常”中“习”与“常”的连接也会“映射”出“习”有“常”义的意味。

　　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，而非如上述的条分缕析，让人产生一种“直感”，“不由自主”地把“祭祀”与“习俗”挂起钩来。然而尽管人们不约而同地将“祭祀”与“习俗”相连，也似乎意识到“习”有“常”的意味，但却没有人敢将“习俗”定义为“常俗”或“恒俗”。

　　郑若葵先生就在其《中国全史·习俗卷·远古暨三代习俗概述》中提到习俗之“习”的字义为“常”之后，依然回到“习俗”即“习惯风俗”的定义上而不言“习俗”即“常俗”就是一例。

　　为“日生双翅”之形，表“日翔于天”之恒常天象，故有“恒常”之义。详见拙贴：

　　習字初文所象非“禽鸟晴日学飞”，然其因何形,表何义?

　　先民最初表“习俗”时，应是以单音词“习”来表示的。而因“习”有“恒常”本义，所以，“习”或“习俗”理应为“恒俗”。

　　之所以会以“天象之恒”的“习”字，表人间恒俗的“习俗”，是因为，先贤在观察“天象之恒”的同时，很容易反观类推到以祭祀为主要表现的“人伦之常”即人类恒俗。因此便以“习”字“天象之恒”类比“人伦之常”的“恒俗”。

　　但是，“习”字的“恒俗”义，因“习”字“恒常”本义的早已遗忘，也在很早的时候便被遗忘了。致使后来出现的“习俗”一词，其词义天然“不健全”。这在前面的分析中，已经一目了然。

　　战国时期荀子有言：“是非知能材性然也，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。”[3]（这并不是智慧、才能、资质、本性造成的，这是由于对其资质才能的措置以及习、俗的节制之不同所造成的。）

　　但这里连用的“习俗”，还并不能认为已经是后世“习俗”一词。其中“习”与“俗”应各有所指。

　　更晚的吕不韦所谓：“成训教，变习俗”[4]、“习俗不同，言语不通”[5]中的“习俗”，是否与后世双音词的“习俗”同义，仍然不能确定。

　　墨子“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（“义”读为“宜”）”[6]一语，则说明，“习”与“俗”在当时应是各有所指的。

　　“习”与“俗”既然各有所指，就应该是不同的概念。但其在当时具体何指则没有说明。

　　由恒常天象体现的“习”字“恒常”义，是中国语言文字中一个重要概念，仅其被遗忘的历史就已长达数千年之久，足见其产生之古远。而这一鲜活而明确概念的长久缺失，会给人的认知和心理带来怎样的影响，是非常值得研究的。

　　许慎面对讹变的“习”字，解不出其“恒常”本义，古代经史学家面对失去“恒常”本义的“习”字，也给不出“习俗”的正确定义，因而导致后世的“习俗”与“风俗”概念之间形成了长期的混乱。

　　本来，明确“习俗”有“常俗”或“恒俗”之义，对于我们把握习俗的“持久性”，从而加深我们对文字文明探源中相关问题的理解是很有必要的。但上面提到的将“祭祀”与“习俗”连接起来的“直感”或“习”字所含“常”之“意味”，并没有足够的力度对文字文明探源问题起到提示和强调的作用。

　　而“习”象“日翔于天”，表“恒常”之义的破解，必然引出“习俗”为“恒常之俗”的定义。在此基础上，“习俗”之“恒俗”义明确而凸显。有足够的力度向我们发出响亮的提示。

　　“习俗”概念应有之义的辨明，说明了文字本义对于理解概念的重要性。也说明了文字在“文言”中的主导地位。而这，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关系的特点。所以，出于更加准确和深刻理解概念的目的，对于概念中关键文字的本义，就是我们必须究明的。

　　“习俗”为恒常之俗。至于恒常之俗的主要内容，“常”字的初文本义则可予以生动说明。

　　“常”字初文本义的破解，直接受到初创期文字反映祭祀习俗的启示。不过有必要提示一下，古文字中有一种过去不曾被注意到的情况，即父权曾经对文字中的女性神主“生”即“姓”：

　　以往“常”为下衣“裳”的释义，无论如何导不出“常”字的“恒常”之义。而根据字形，“常”与“堂”皆有“”形：

　　即庙堂之形且字音相近，应同归庙堂之属。其实，“常”下之“巾”是先由女性神主字素：

　　直接变形而来。而不论“常”下之“巾”或“堂”下之“土”，原本都是“堂上之主”，即“口”上之

　　就是古文“告”字。“口”为祝告者之口）。所以，“常”、“堂”本都是指为先妣神主设立的庙堂，即常行告拜之所。也就是说，“常”字字形字义来自于祭祀先妣庙堂的常设和在世族众的长久祭祀。

　　“人伦”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最初主要是指人与人以辈份为依据的排序。而“人伦”的次序也对应着“神侖”之序：

　　“侖”为“伦（倫）”字所本，即为“伦”字前身。“侖”字破解，同样受到初创期文字反映祭祀习俗的启示。古文“侖”字有

　　所以，“侖”为陈列谱牒之所，也是祭祀神殿。但早期的谱牒，并非纸质书籍，它曾经是简册，更早则为结绳。不管形式如何，谱牒记载的都是先人世系，即其排列次序。后世所用“侖”字，即主要指“侖”中谱牒（所以

　　中省略了神主字素），更指谱牒之序列。由此而及在世族人辈分次序，故以“人伦”（即人侖）表之。“伦常”者，本义乃指依据神侖与人伦之序而持久不废的祭祀活动。可见pm体育，最初的“伦常”并非指“三纲五常”。

　　“习”可以统揽“伦常”。其义理是以“天象之恒”与“人伦之常”对应，并以“天象之恒”象征“人伦之常”。这种用“习”字“天象之恒”象征的“人伦之常”就叫做“习俗”。

　　“习”字的破解给“习俗”带来了“恒俗”之义，这是对现有“习俗”定义的变更或修订，而若以“习”字初文本义论，则是对“习”字所指之“习俗”本义的恢复。

　　现在，常被混为一谈的“风俗”与“习俗”之间有了明确的分野。虽然“俗”亦有“常态”之义，但“风俗”常态与“习俗”常态还是不同的。——“风俗”受外界影响而来，亦可因外界影响而去，为“可变常态”；而“习俗”是世代承袭所得且关涉血脉与信仰，没有强力威迫，绝难更易，为“不变常态”即“恒俗”（辩证地看待“恒常”观念当然是不言而喻的）。

　　[3]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·荣辱第四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8年，62页。[4]许维遹：《吕氏春秋集释·第十七卷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470页。[5]同上书，第二十三卷，628页。[6]吴毓江：《墨子校注·节葬下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263页。[7]司马迁：《史记•封禅书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1401页：“初，天子封泰山，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，处险不敞。上欲治明堂奉高旁，未晓其制度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。明堂图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。通水，圜宫垣。为复道，上有楼，从西南入。命曰‘昆仑’。天子从之，以拜祠（祀）上帝焉。”

　　因习惯而成俗者为习俗。一方风气谓之风俗。二者不甚分明，相互包含。如，端午节中国各地乃至东南亚诸国都有此节日，这就是习俗，但是各地又略有不同，各具特色，这就是风俗。又如，有些地方人过世放鞭炮。还如，有些地方过去有拴娃娃习俗。

　　风俗究竟是什么？它既不是纯粹的物质，又不是纯粹的精神，它是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一种中介，是历代相沿积久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模式。

　　东汉班固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说：凡民函五常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；好恶取舍，动静亡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。大意就是说，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就叫做风，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俗。

　　有的专家学者认为，风俗尤其是风俗文化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，反映民间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志意愿，并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。

　　习俗是一种习惯性认同并用特定的方式保持延续的人类社会伴生物，具有一定特色的习惯，心态，制度等，是一个外延相当广泛，反映民间文化的特定性概念。

　　任何一个风俗现象，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发生，哪怕是像老百姓平常流传的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（各地说法不一），以及将拜大树求神等细小之类俗信，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出现，但都无可避免地包含其中的精神意识，也就是谓之内核，而外壳就是种种表像。例如，婚姻习俗中的闹洞房，它的热闹情形众所周知，从南到北，形式不同，但仍在延续pm体育，俗语曰新婚三日无大小，不论男女老少，均可在新婚之日玩闹，现代社会流行西式婚礼，但任然无法阻挡闹新房的存在，就是有其内核精神意识的存在。

　　一是闹新房从氏族社会的抢婚制，到父系社会女性地位下降，到阶级社会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，加之婚姻作为财产制度出现，妇女为了自身尊严，女方亲友也出于家族利益或声望考虑，借新婚之际由女方亲友出面戏谑新郎，男方亲友戏新妇形成鲜明对比，目的都是显而易见，就是借机向对方显示家庭的社会力量，警告男方今后不得欺辱新娘。

　　二是闹新房的习俗又包含着性教育的内核。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本来是人的本能和正常需要，但是受封建社会（或者传统社会）礼教束缚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作为伦理道德观念压抑的男女交往，男女之间形成了沟通的鸿沟，日常生活中，忌讳谈性，耻于谈论，更不能在公共场合讲述男女生理卫生知识，但是繁衍生息又需要这样的知识pm体育，演化出社会矛盾，在解决这样的矛盾中，人们经过长期摸索，最终选择了闹洞房这一巧妙的解决方法，虽然不完美，但是提供了途径。

　　三是闹新房的娱乐性质。人生经历之一，美景良辰，人们需要群集欢悦，来增加欢乐气氛，其娱乐性质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了。

　　社会在发展，文明在进步，其内核也在发展变化，但都是适应社会发展的，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